1966年，Jay Light意识到他可以参加些管理培训时，他正在加利福尼亚的喷气推进器实验室工作。于是他申请了哈佛商学院的MBA课程并获得录取。随后却作为第一名博士生被录取进文理学院与商学院举办的联合学位课程。受到任课教师的启发，他在40年前成为了其中的一员。12月2日，Light在任商学院院长五年后，向该院教职员工宣布他将在明年六月退休。在他管理学院经历了院史上一些最严苛的时期之后，他说自己盼望着能有一些时间来写作、航行、以及陪伴自己的太太。

记者：40年来哈佛商学院的变化有多大？

Light:在一些维度上，学院彻底地改变了。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更为多样化的社区。举例来说，学生们现在来自世界各地，具有各种各样的背景，他们也有了对所从事的事业更为广泛的见解。这一情况也同样表现在我们的教职员工身上。他们将一系列更为广泛的经验带进了校园和工作中。所以，从这一角度说，商学院真的转变了。除此之外，科技重塑了我们的一切行为，于是它现在存在于我们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中。在我刚开始在这里工作时，我们当时使用计算尺，而我还清楚地记得当“个人电脑”占满了房间而不是放到公文包或背包里的时候。最后，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更为全球化的视野。我们在世界各地成立了研究中心来推动教员们的研究，而其成果得以回到我们的教学中。今年晚些时候我们在上海与哈佛中国基金联合中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对此我们感到十分激动。

同时，如果谈到教学，学院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根本上，学习经历仍然根植于教学人员与学生共同投入到高强度的、互动的过程当中，以形成领导力和管理技巧。几乎自商学院成立以来，这就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教学方法。所以如果你在40年前走进一个班级，并把它与如今的班级相比较，你可以马上感觉到相同的机制。

记者：在全球经济危机时你恰任院长。在这期间商学院是如何调整的？

Light:事实上MBA的课程大纲甚至在一个常规的年度内都会有相当的发展变化，我们用新的案例代替旧案例，并引入新的课程。但是经济危机在整个学院内激发了了相当大程度上的反思和活动。我们于是审视规定课程大纲，即课程第一学年，并增加内容帮助学生们了解发生了什么。更广泛一些，在两年的课程中，我们都增加了金融系统的内容和课程。其统一的主题是关注风险管理：一个特定产品或金融服务的风险、一个企业的风险、以及整个社会的系统风险。我们于是在每个领域开展了研究，并将新的内容增至我们的教学大纲。

记者：我们早些时候的谈话中，您曾经提到新的院长将要就如何发展做出许多选择。您认为学院面临的一些大机遇是什么？

Light:我认为有三个领域。第一个是MBA课程。我们如何调整教学大纲来保证为学生将要在迅速变化的、全球化的世界中将要面临的领导力挑战做好准备?我们如何通过小组活动或实地历练为现在的教学增添内容？第二个是高级管理人员教育。我们应该提供什么样的课程？对于某些课程我们是否应少做一点？在如医疗保健及科技为基础的商业管理领域是否有新的机遇？而第三点则是学院的出版部门。显而易见，当所有的出版企业日已将其内容网络化时，它们现在必须要重新审视其功能和结构。哈佛商业出版社也毫无例外面临着这一挑战，接下来的纪念将是至关重要的。

记者：如果您遇到一群新学生，想与他们分享40年来升华了您在商学院的经历的一个故事，您将对他们说什么？

Light：我会给他们将建我在哈佛商学院的第一堂课。那个时候没有迎新项目。我于是在一天晚上从西海岸飞抵学校，第二天就上了我的第一堂课，说实话，没怎么准备。我完全不知道案例分析是什么。开始上课前的一分钟，市场学的Ted Levitt教授走进了教室。他之后成为了我非常好的朋友，但是那时他要求十分严格。他把材料放下，大步环绕了教室，然后走进一名同学，说道：“Smith先生，你可以开始了。”Smith先生和教室里其他同学一样，并不知道从何说起，但是他还是结结巴巴地做了回应。而我坐在那里想，我把自己置于何处？这是什么？经过了第一个学年，我几乎要直接回加利福尼亚了。但是，我留下来了。我花了很长时间去了解Ted的做法，并欣赏教室里的每个同学因为背景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这样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几乎和从Ted那里一样多。事实上，在这点上我仍然在学习。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故事描画了我们那时努力去做的事情以及如今仍然需要去做的事情：即使学生和教学人员投入到非常互动的学习体验中。这是我的第一堂课的第一时间体会到的。

记者：您在商学院的时期最骄傲的是什么？

Light:我热爱教学。作为教学人员，我建立了一系列的课程促使学生运用新的、与以往不同的方法思考重要的问题。其中最早的之一名为“资本市场：财政系统”，这一课程随后成为了一本书的基础，该书被其它商学院采用并大大改变了我们对于资本市场的教学方式。（这是在20世纪70年代，我应该指出，所以如果这本书如果在现在阅读，是很过时的。财政系统在过去的10年之内已经大大改变了，与此前30年内的变化差不多大！）在20世纪80年代，我设立了投资管理的课程，随后在20世纪90年代设立了谈判财务安排及财务结构的课程。

作为院长，我对于学院就经济危机的反应十分骄傲—不仅仅从知识层面，像我之前概述的那样，而且从运营层面。在全球经济收缩的情况下，我们的工作很困难。一方面，我们需要在整个组织范围内减小预算规模。另一方面，要紧盯我们正在从事的新的战略目标。两者同时进行时十分困难的。但是有了整个商学院的支持，我们事实上得以成功。尽管面临挑战，能在那时在校园里真的是一段非凡的时光。

记者：那么，接下来呢？明年六月之后您的打算是什么？

Light:我将继续呆在波士顿，计划从事一系列的兼职活动。我多年担任数个组织的成员，比如Partners HealthCare，并将继续为它们工作。在过去的五年里，我没有什么时间写作，而我希望能够多做一些。总的来说，我期待着一个能够反映我过去40年来的经历，以及作为这个非比寻常的学院的领导我在近五年来学到的东西的机会。